乡村，正处在新时代深化改革的风口，真有点百万雄师下乡村的浩浩汤汤。九龙治水，百家争鸣，好像谁都可以竖起一杆旗似的。站在外围看乡村，会产生炙手可热、机会多多的错觉。然而在表面看起来沸腾的乡村下面，乡村真正的主体却是异常的冷冻冷漠和无动于衷。因此，如何发动群众、组织群众、带领和帮助群众，焕发出他们的热情和激情，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。
村外、村内若用一个词来概括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，我国商业的坎坎坷坷、起起伏伏、波诡云谲、风云变幻……“激荡”两个字，再恰当不过。然而，对于同样经历了四十年改革洗礼的中国乡村，“激荡”两字显然容纳不下。单说乡村，用千年不遇的“大转折”显得最为合适。大转折，意味着对乡村的革新，割掉原来的，推出最新的。原来的，就是人民公社制度，集体经济。最新的，就是分田单干，家庭联产承包。从本质上看，这里所谓的最新的，也是最旧的，是原来的之前的那套“小农经济”的东西。城市在大力推行工业化、现代化建设；乡村在回归最原始的农耕经济。就像近代工业日本打农业中国，那不叫战争，是单方面的掠夺和屠杀。在工业城市与小农乡村的经济较量中，绝大多数乡村，可以说毫无还手之力。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。在城市面前，乡村就是案板上的一块肉，可以任城市宰割。从社会大协同的视角看这一现象，叫以乡养城、以农养工。也可以理解成，先让一部分地方富起来，先富的带动后富的，最后一起富起来。这大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城乡之间共同富裕的先后顺序。第一次民心躁动浪潮，出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前后。那一次民心躁动，主要是乡村内部，村民民心的躁动。为什么躁动？为了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有学上，有钱挣，为了解决温饱问题，为了小康生活躁动。那是一次以村民为主的人心大躁动，也是一次人心私欲大解放的躁动。躁动的结果是什么？吃得比原来饱了，穿得比原来暖了，住得比原来好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明显的大躁动，尤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，这一躁动的趋势更为明显。什么大躁动？人人都想进城，人人都想进厂，人人都想发财。那是一个全国人民开始“一切向钱看”的大时代，而且村民的愿望显得更为迫切一些。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有人说中国的图腾不再是“龙”，而是“老鼠”，一心钻营着如何挣到钱的老鼠。作为熟人社会的乡村，正面临着千年不遇的人心大分裂、道德大滑坡、乡村大解体。尽管分田单干后的第一个三十年，很多村民进城了，进厂了，有钱了，房子翻新了，该买的都买了。但是，村里的环境却越来越差了，村子的生命力越来越虚弱了，一年能回村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。绝大多数乡村，就如同一个奄奄一息的老人，已经准备好了寿衣，买好了棺椁，只希望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能够平平安安地告别人生。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，代表着第二次浪潮的乡村振兴开始了所不同的是，这次的躁动对象，已不再是农民、村民，而是市民、工商资本、专家学者、能为乡村提供各种服务的机构，还有地方干部和领导。大家站在村外，为乡村编织着彩衣，勾画着蓝图，诠释着机遇，规划着未来……大家对乡村的关注度越来越高，呼声越来越强，然而当很多人怀揣着激情与梦想下乡后，发现乡村的里面，却是如此的寂静，如此的冰冷，如此的不近人情……一百年前，梁启超先生曾写过一篇赫赫有名的文章叫《少年中国说》，一百年之后，对已经进入青春期的中国，有谁能再为乡村写一篇《乡村少年说》。民心与猜忌乡风文明是一种怎么样的文明，这是一个相当前沿的话题。之前公布的一些文件中，略微显得有些保守，甚至我还从中读出一点刻舟求剑的感觉。关于乡风文明，总的目标是要培育文明乡风、良好家风、淳朴民风。这“三风”如何培育，谁来培育，方式方法是什么，培育谁，在哪儿培育，这些我都不太清楚。我只知道，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是集四次工业革命于一体的一种混合型建设。期间的迭代和升级有叠加、飞跃的痕迹，但从时间节点来看，痕迹并不十分明显。城市现代化，我们是一路飞奔，边跑边充电，边发展边规范。乡村现代化呢？总不能充满了电再跑，规范好了再发展吧。乡村振兴二十字总要求中，再次将“乡风文明”原封不动地延用了下来。先有乡风文明，后有文化振兴。而文化振兴的目的是什么，主要是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、教化群众、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。不能起到“凝聚人心、教化群众、淳化民风”作用的文化兴盛，都是乡村文化振兴的虚假繁荣。之所以说乡风文明是一个前沿话题，一方面我们无法忽视城市文明对于乡村的影响和浸染，另一方面，现代化后的乡村，居住的村民未必都是原住民。准确来说，真正的乡风文明，首先必然会经历一次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面对面冲突与碰撞，然后在彼此的混合与融合中，沉淀出一种新乡土文明。这种新乡土文明中，关于人的行为和文化的形式部分的复合体，才叫与时俱进的“乡风文明”因此，我认为下面这段摘自2018一号文件中的话，更能体现“乡风文明”话题的前沿性：立足乡村文明，吸取城市文明及外来文化优秀成果，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，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不断赋予时代内涵丰富表现形式。        如何落实和推进乡村振兴的保障民心需要凝聚，群众需要组织若没有重大利益驱动，若不涉及村民切身利益，现在的乡村，已经很难再将村民组织起来，将民心凝聚起来。而组织村民，凝聚民心，是乡村振兴路上最重要的事情，同时也是最难的事情。对于如何做好这件事，谁有这个能力，谁有这个信心？目前的情况是，只要政府不动，外力不来，我们很难奢望村民会自己率先动起来。村民是乡村的真正主人，却又是一群叫不醒的后知后觉者。不见鱼来不下饵，不见兔子不撒鹰，是农民做事最务实的体现。想要振兴乡村，尤其是那些有一定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资源、区位优势明显的乡村，若只有村子外面的人蠢蠢欲动，显然是有风险的。对于这样的村子，外面的人之所以敢躁动、乱动，无非就是仗着信息不对称，脖子比村民腰粗，才会在村里以振兴的名义明仗执火。振兴乡村，国家一直反复强调，以农民为主体。这是忠告，也是金玉良言。为什么？村民之所以没有躁动，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动，不知道价值是什么、盈利点在哪里，他们是懵的。问题是，村子是村集体的，宅基地和农地是农民的，虽然说是村民只有居住使用权、承办经营权，但在村民心里那就是自己的。你在农民的土地上做这个项目，盈利还好说，一旦生意好了，有钱赚了，村民会以超出你想象的惊人速度恍然大悟。村民醒了，你的麻烦就来了。村民一旦团结起来找你麻烦，你的好日子估计也就到头了。应该说，不少外来资本、外来企业，是不太愿意看到农民团结起来、组织起来的。村民团结了，他们的利益就会在与村民争名夺利的过程中受到影响。然而有一个问题，我们必须要正视：只要你在村民的地盘上挣到了钱，村民终将会醒来。至于何时醒，只是早一天、晚一天罢了。所以，不能心怀侥幸，觉得农民会一直浑浑噩噩、长睡不醒。想要在乡村做成事，其实最好的办法是将农民唤醒，帮助他们团结起来、组织起来。然后，再去商定到底该如何协同分工，如何各就各位，如何公平地进行利益与责任分配。如此躁动的民心才会趋于平静，一方再不用处处防备、提心吊胆，另一方也不用怨声载道、义愤填膺。主动迎上去，将两股力量合兵一处形成捆绑，在振兴乡村的路上才会少一些后顾之忧，多一些信心和保障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也是国家和政府愿意看到的，也是他们一直都在大力提倡和积极引导的，是一种顺势而为的智慧与理性。国家有权，村民有信，企业有法，“法信权”若能在这个过程中合为一体，各方的心才不会都显得那么躁动。集体行动在乡村千年大转折的历史节点，国家做出了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部署。判定一个村子能不能振兴。有一个重要前提，就是其能不能来一次集体清洁家园的行动。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？一个村子，连自己的垃圾都清理不干净，还能指望他实现振兴？现在振兴乡村的最大问题是，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事不愿做，没有回报的事不会做，出力必先谈钱，投钱必讲效益。没有利益刺激，谁都漠不关心，唯恐避之而不及，这样的民心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其所在的村子能振兴！除了少数做美丽乡村示范点的村子...在很多村民心里，已经习惯性地认为，除了自家院落，别的地方的垃圾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。现在的村子，为什么会脏乱差，原因是大家都没有集体意识了，没有大家园意识了。所以，对于我所接到的文化乡建项目，一般都会极力劝说村带头人，让他带头组建一个村集体义务劳动大队。这是一件很难做的事情，也是一件不得不去做的事情。从2012年底转行进乡村，我很少见到有哪个村，会把这件事当作头等大事来抓。大家关注的，都是农业项目、乡村旅游、土地流转等，都是与挣钱直接相关的事情。乡村振兴，最怕村内民心不聚。而集体清洁家园的行动，可以打破这一现状。而且，还能使民心从纹丝不动到集体躁动，再到齐心协力、步调一致地向一个方向迈进。有了这个变化，有了这个基础，再谈将群众组织起来，民心凝聚起来，就不是天马行空的空谈了。党的老传统，不能丢振兴乡村，是新时代的一场乡村崛起战斗。振兴、崛起是这场战斗的总任务。对于每一个具体的村落而言，能不能进行振兴，该如何实现崛起，则需要因村而异、因人而异、因地而异。90多年前，在江西的一个村里，有个人对自己刚刚败下阵来的队伍，进行了一次深度的组织改革创新。那一年，是他一生中第一次、也是唯一一次亲自带兵打仗，结果却大败而逃。部队在永新县一个叫三湾村的地方停了下来。在那里他决定对这支部队进行改造，改造成一支新型武装队伍。改造的目的，是为了提高队伍的战斗力。在溃败后的行军路上，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有的连队打仗的时候战斗力强，有点则战斗力弱，甚至还出现了逃兵？对于这一现象，他做了深度调查，发现凡是党员多的连队，战斗时士气都很高且作战勇敢，党员少的明显要弱很多。知道了这个情况后，对于如何抓住下面的士兵，他隐约觉得自己找到了那把钥匙。抓部队必须抓住士兵，抓住士兵则必须抓好基层。这是他接下来要对队伍改革的基本思路。这就是著名的“三湾改编”，改编者正是只有34岁的毛润之。通过这次改编，使军队党的建设形成了“连支部、营委、团委、军委”四级党的领导机关。后来，随着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，“支部建在连队”成了党管军队的基调和底色，成了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项基本原则和制度。对于一支队伍来说，支部建在连上，可以使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落实到基层，也为基层党支部在基层发挥领导核心作用、联系群众奠定了基础。三湾村的百姓是这一伟大改革的见证者，他们知道支部建在连队，对一支队伍打胜仗的重要性。如今的乡村治理，同样遵循着党管一切的原则和方针。所不同的是，党支部不是建立在了连队上，而且建立在了村委会上。村两委都是哪两委，排第一的是村党支部委员会，负责人叫“党支部书记”，其次才是村民委员会，负责人叫村主任，这可以叫村长。在广大乡村，村党支部是老大，是乡村一切组织和全部工作的领导核心，在政治上对村委会实施领导。简单来说，在一个行政村里，村党支部是做决策的，村两委代表是举手表态的，村委会是执行决策的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作为做决策的党支部，对国家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能领会多少，能理解多少，能吃透多少？在对上面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一知半解的情况下，村支部做决策的水平能有多高。决策都做不好，更不要说发挥核心作用，统揽乡村振兴的全局了。如何使“支部建在连队”的乡村治理模式，真正发挥出凝聚意志、团结民心的作用，这是乡村振兴实施道路上最突出的问题。俗话说，兵熊熊一个，将熊熊一窝。如果村支部书记本身就不够格，谁敢指望他领导下的村子能够异军突起？在最基层的广大乡村，所以会出现民心冷淡，或民心躁动的冰与火两种极端现象，一多半原因是村支部书记太熊，无法胜任村核心的位子。因此，支部建在连队一直也没有落伍，问题主要出在能够选出的“连队长”身上。无论是基层党建还是组织振兴，或是乡风文明、治理有效，若是村一把手的水平始终难过及格线，再好的村子恐怕到了最后，也很难实现真正振兴。和村民，打交道和农民打交道，难吗？这个要分人分事，要看是什么人跟农民打交道，为了什么事和农民打交道。要是因乡村振兴下乡，靠着力量不对等、信息不对称到村里跟村民争利，这个事要另当别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被村民刁难，觉得村民不讲理、出尔反尔，没有契约精神，估计八成没人心疼你。村民本来就是弱势群体。若是靠着上头有人买通了村书记，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，没有过多照顾村民利益，知道真相后的村民有得是办法修理你。如果村民有了那种被坑的感觉，说明你的噩梦即将开始，而之前签订的合同、协议基本可以作废。城市中，处理人与人的关系，讲究的是“法、理、情”，人情在最后。在乡村，更多时候，大家依然延续着“情、理、法”。人情在最前，若是不讲人情、大理不通，法基本也起不到多大作用。常言道，有理走遍天下。在城市，这个“理”是法理；在乡村，这个“理”则是情理。其实更多时候，上面的领导和村里的干部，本身也不会轻易得罪村民。对更多乡村来说最让人头痛的，还不是这些问题。最难的不是和村民越来越难打交道，而是想找到村民正在变得越来越难。而且平日里，大多数村民根本不在村里，这使得召集人更难。想动村民的地和村民的房，村民和市民的态度，可以说完全不一样。村民和市民有什么最大的不同？市民的房子是商品，可以炒，可以买卖，可以抵押，可以贷款。只要价钱合理什么都可以交易。村民在乡村的房和地，则大不一样。一是国家不允许买卖式的交易，二是村民也不大愿意去拿房和地做交易。卖村里的房和地，在其他村民眼里，这根败家子没多大区别。村民面对自己在村里的房和地，荒着可以，废弃可以，房子盖好空着没人住可以，买卖、交易多数情况下则不可以。这也是为什么乡村的房和地，只能用三权分置的办法去激活。这不仅是出于政治考虑，出于国情需要，而且也符合村情、民情。对于外来资本和上级政府，村两委和村民一样，都是很难打交道的。和村两委难打交道，让人头痛的原因有两个：一是他能力有限、水平太低；二是在村中没有威信，做人做事短视自利。村两委和村民之间，看似一个是治理，一个是被治理。实则，两者之间更多时候是貌合神离，压根算不上是一个可以相互依靠的团体。很多人都知道，乡村振兴要以农民为主体；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绝大多数乡村早已没有了民心、民气。而民心、民气、民志，是乡村的魂、乡村的根、乡村的本，也是兴村之本。没有这三样东西，一个村子想振兴？难！基层党建也好，组织振兴也罢，目的还是让所在的村子有这三样东西。没有这三样东西，村子再美再宜居，依然只是一个不能说话的活体标本而已。目前，没有触及到乡村振兴根本的乡村振兴行为，大多走的是一条曲线振兴乡村的道路，背后有太多不好说出口的情非得已。